灵山之殇：山难、救援与户外圈

    严寒下的山难
    2012年12月22日，玛雅人世界末日预言过后的第一天。北京受入冬以来最强冷空气的影响，这一天城区白天的最高温度为零下3摄氏度，而夜间最低温度为零下12摄氏度，北风4～5级。
    早上7点20分，汪艾丽乘坐地铁1号线到达终点站苹果园站D口。来北京短期出差的她几天前在绿野户外网上看到天行队领队煊儿发起的名为“登顶北京第一峰东灵山”的一日往返户外活动。今年34岁的汪艾丽已经有将近10年的户外运动经历。“中国大部分地方我都走遍了，曾从云南泸沽湖徒步走到四川亚丁，也曾爬过非洲乞力马扎罗山。”她告诉本刊记者。
    汪艾丽说，她此前曾通过绿野户外网参加过一次强度为1.0的平谷徒步活动，感觉强度很小。“灵山这个活动强度标明为1.5，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加之我相信"绿野"这个平台，所以这次报名的时候并没有仔细看帖子的内容。”汪艾丽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在网上完成了报名、付款、确认的全部流程，整个过程中对其报名资格并没有任何核查。“直到出发的前一天，领队煊儿才给我发了一条提醒短信，让大家带上高能量的食物和热水，登山鞋、冲锋裤和登山杖，如果有雪套的话带上雪套。”
    汪艾丽告诉本刊记者，当她到达苹果园地铁口附近的集合地点时，已经有领队提前包好的车在路边等候，这是一辆小型的大巴车。“车上座位大约有40个，基本上都坐满了。”汪艾丽在和邻座女孩聊天时，还表达过这样的疑问：自己原来参加过的户外队伍人数最多不超过12个，怎么北京这边的活动人这么多？
    7点半左右，人员到齐，车辆出发。“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是网上缴费，其他人都是当天将60元车费直接交给领队煊儿的。路上煊儿让大家自我介绍，情绪都挺高涨的。”通过自我介绍，汪艾丽了解到队员里有三四个新人。“有的新人直接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就来了，这在爬雪山的时候根本不顶用，一下子就湿透了。”汪艾丽回忆道，“其余的队员或多或少都有过户外经验，但要说经验很丰富的似乎也不多。队伍里一共有8位女队员。”
    “大家的装备并不齐全，副领队马云飞提前带了五六个雪套，一下子就卖完了。”汪艾丽对这个高个子年轻男生印象不错。“我当时坐在第二排，他就坐在我前面，还帮大家示范雪套的系法，给人感觉是一个很开朗、很活络的男孩子。”
    汪艾丽告诉本刊记者，她自己的装备也不足，毕竟是在外出差，所以只带了冲锋衣、冲锋裤、登山鞋和头巾，提前在网上买的雪套和冰爪，在出发前还没有到货。因为觉得强度1.5的活动并不需要太多食物储备，加之天气寒冷不便进食，汪艾丽随身带了三瓶水外加一包饼干。
    关于安全问题，汪艾丽记得一个网名为“飞翔的大鸟”的男生在自我介绍时特地提醒过大家，领队煊儿也提及过。“她强调14点一定要下撤，还说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脸冻得疼时搓搓脸，保护好手和耳朵等等。”但汪艾丽认为，这些保护措施交代得并不充分。“煊儿发的短信里提示，当天温度最低是零下12摄氏度，但这个温度应该只是城区或山脚下的温度，她并没有提醒大家山上的温度低至零下20～25摄氏度，也没有预先做好应急预案。”
    12月23日上午，在山下焦急等候消息的队友
    大巴车在上午11点到达下马威，众人下车整理好装备，在入口处合影后开始上山。“天气状况不错，因为下马威这边不是风口，从这里上山风并不大。”汪艾丽说，煊儿并没有和大家明确说明人员的安排，但从实际行进的过程看，上山时由马云飞带队，煊儿押队。
    “上山时明显感觉到他们路不熟，一上山就走错了路。从下马威上去有两条路，一条往左一条往右，小飞带着我们先往左走，几分钟后才发现走错了，然后折返到右边那条路上。”汪艾丽坦言，当发现领队并不认路就敢把队伍带到山上来时，“虽然大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是有想法的。可人已经在山上了，只能一步步走下去”。
    沿着下马威慢慢往上行进，山上的积雪越来越厚，队员们根据体力和速度的不同慢慢自动分成几个梯队，三四十个人的队伍铺展开来，拉出一道冗长的行进线。“一开始我走在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之间，慢慢地就落后了，爬到一个山坡时，因为这里雪不厚，看不清楚脚印的去向，我就和另一个队员停下来原地待命。”汪艾丽说，当时她和同伴用登山杖在附近探过路，一棍子插下去，积雪最深处达六七十厘米，浅处也有30多厘米。
    等到第二梯队的大部队爬上来，大家探了一下路后继续往山上行进。“我们走到一个正对着五指峰的山顶处，大家在这里合影，然后休整了10分钟。有队员用手台跟小飞联系，说14点已到第二梯队准备下撤。随后双方互报了身边的人数。”汪艾丽记得，当时小飞说他身边加上他一共有6个人。
    “下山的过程非常艰难，有些地方根本走不了只能靠身体滑下去。风越来越大，并且开始下起了小雪。”据汪艾丽回忆，下山时大家都全神贯注顾着脚下的路，并没有听到与第一梯队间有手台联系。
    此时，队员“飞翔的大鸟”就在马云飞带队的第一梯队中。“小飞为了冲顶，把背包放在五指峰下面很远的地方。6个人中我走在最后，走过五指峰后又爬了20多分钟，这时小飞和另一名队员"无碍"已经冲上主峰约四五十米高的地方。我们余下的4人在主峰山头下目送他俩冲顶。当时风很大，卷着雪花，时间大概也有14点多了，我们4人决定放弃冲顶往回撤。”
    “飞翔的大鸟”向本刊记者回忆，4人下撤经过五指峰时，附近风力至少有6级，温度低达零下20多摄氏度，“很多地段一脚踩下去，雪能没到大腿根，我在东北待了几十年，在西藏待过几个月，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经过放包处，大家将小飞的包留在原地，“这里面是他的各种装备给养，他下山时要用的”。
    汪艾丽回到山下时已经是15点40分，此时车上已有五六人先行到达。几分钟后，煊儿带着部分队员回到山下。16点半左右，“飞翔的大鸟”等4人也回到车里。“这时还有3个人没回来，除了小飞和"无碍"，还有张春刚。因为张春刚是单独行动的，所以当时煊儿比较担心他，大家反而觉得小飞和"无碍"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没什么问题。”汪艾丽说，过了不久，当天色开始擦黑时，大家看到张春刚出现在前方的公路上。
    此时全车的人都在等待小飞和“无碍”，煊儿用手台问小飞是否快到下马威了，小飞回答说他们还在五指峰附近，并且“无碍”已经开始失温。“我们都很吃惊，煊儿也很惊讶，这个时候已经将近17点了。”汪艾丽说，此后她就再也没有从手台里听到小飞的声音。
    煊儿和“小鱼司令”、“houss1988”、“是谁”4个人带上急救药、热水、手台和头灯等急救装备上山接应，由于煊儿行进速度较慢，为争取时间其他3名队员让煊儿返回车上。“我们停车的地方没有信号，车子慢慢往前开想找到有信号的地方打电话求救。”汪艾丽说，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17点半，天色完全黑透，窗户上结满了冰凌，看不清窗外的情形，回去的路上大家情绪很差，又有不少人冻伤了，一路上只感觉到寒冷和寂静，间或听到煊儿和3名救援队友的联络声。
    路上，“飞翔的大鸟”和几个队友分别打120急救和110报警。“因为在北京和河北交界的地方，北京110说归河北管，河北110说找北京，这样来回折腾了一段时间。后来我用手机上网查到以前的山难事件是由消防队救援的，才打了119求救。”“飞翔的大鸟”回忆说，120救护车和消防车在18点多先后抵达，煊儿坐消防车前往下马威，其余队员则由大巴车载回北京。
    在回城的路上，队员们一直在讨论小飞的包到底有没有被拿下来。“几个人去放包的地方翻了翻，结果发现小飞的包真的在车上。当时大家的心都凉了，觉得已经没有太大指望了。”汪艾丽说，小飞出发时曾经介绍过他包里的东西很全，有睡袋、羽绒服和食物。事后，汪艾丽才从绿野论坛中获知，当时在灵山上还有其他队伍，对方以为这个背包是自己队友的，就把包里的食物放在原地，而把包背下来了。
    22点多，汪艾丽终于赶到苹果园站坐上地铁，于23点半回到酒店。而冻伤的“飞翔的大鸟”在回城后则四处寻找医院就诊，从首钢医院转往301医院。
    雪夜救援
    当汪艾丽等人坐在返程的大巴车上时，对于从不同方向赶来的数支救援队而言，他们的救援故事才刚刚开始。绿野救援队副队长“毒虫”告诉本刊记者：“18点不到的时候我接到队长"海猫"的电话，我们的判断是要立刻上山。我们担心天气和体力透支对那3个上山救援的"驴友"造成二次伤害，就让他们赶紧撤回来。19点多，3个"驴友"撤到山下，有好心的司机把他们拉到河北界的小龙门森林管理局。”
    “毒虫”回家换装备时顺路接了天行队的“头儿”老张，路上老张给马云飞打电话。“电话一直处于能接通但是没人接听的状态，老张很担心，我只能安慰他，可能山上风太大了，听不清说什么。”“毒虫”说。19点多，绿野救援队第一批集结的五六名队员出发，跟蓝天救援队约好在双塘涧会面，22点多钟双方到达双塘涧。
    蓝天救援队第一批到达了十几名队员，绿野救援队的4名队员跟当地的3名向导和消防员、武警一起，也组成一支十几人的队伍，分别从灵山停车场和下马威方向上山搜寻。“毒虫”告诉本刊记者：“山上风大雪大，当地的向导也不是特别熟悉，我对灵山比较熟悉，就在前面做向导。当地消防员和武警的装备其实不太适合登山，我们把人送下山后继续沿着山脊搜寻。”12月22日是北京60年来最冷的一天，灵山还下起了大雪，救援队员从23点多上山，一直到次日凌晨三四点，大家用头灯、手电四处照射，边走边喊，却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凌晨3点多，“毒虫”接到电话，蓝天救援队因为装备问题和队员身体状况不能继续上山搜救。“我们这边天气也很恶劣，风刮过来人根本站不稳，消防员都是几个人抱在一起。”毒虫说，“马云飞求援的时候发出的坐标点就在五指峰附近，我就想继续往上走搜索那一片区域，但当时气温接近零下30度，我的脸冻伤了，其他队友、消防员的脚也冻伤了。向导和消防员看到孔涧方向的灯光，劝我下山往孔涧的方向去，不仅能避风，而且可以在那里搜寻他们。”于是，一行人沿着孔涧方向一边下撤一边搜寻，到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才下山到了孔涧，但却没有发现马云飞和“无碍”留下的任何痕迹。
    同时，另外一支救援队也在行动。红箭救援队的队员“沃尔沃”在12月22日23点左右接到了队长杨洋的电话。“我们第一批有六七个人，凌晨4点多钟到了景区大门，因为当时天气非常恶劣，我们没有立刻出动搜救。早晨六七点，我们从小龙门派出所去下马威，跟现场的武警和向导会合，上山搜救。”“沃尔沃”说，“本来一共有9个人，4个队员，4个武警，1个向导，后来我们的一个队员装备出了问题下山了，我们第一梯队8个人就上山了。”
    出发前，杨洋在了解事故信息和前后经过后制定了救援预案。“我们以五指峰为中心，往山下重点搜索，我们估计他们当时是要往下山方向走，在沿途也会做一些搜索，在比较陡的山坡上要在高点向下瞭望观察，比较深的雪要用登山杖探一下。”
    从下马威一路往山上搜索，红箭救援队经过大风口时也差点放弃。“我们当时快到五指峰南边一个叫和尚坟的山头，途中经过一个垭口，垭口下面是一个大的山坳。我们在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风口，于是找了块大石头躲在后边避风。”“沃尔沃”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看到山坳的西面有桥有路有建筑物，类似村庄，晚上应该有灯光，向导说可以从这个山坳下撤到孔涧方向，到达孔涧检查站，所以我觉得这块应该重点搜索。这时，向导发现山坳的上半截有一串脚印，下面有一个深蓝色物体，看着很像人的衣服，我们就赶紧到可疑物附近搜索，12点25分左右，果然在那里发现了两名驴友的遗体。”
    “沃尔沃”说，看到两名遇难驴友时，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他们就在离山坳上端垭口几十米的地方，一个人在上面，蜷缩着趴在雪地上，另一个人在下面，相隔十几米，直挺挺地趴在雪地上，腰腹部裸露在外，有一些黑色的痕迹，估计是冻伤，两个人都朝向山坳的上端。”这是驴友马云飞和“无碍”留给亲友和世人的最后一抹影像。
    遇难者
    12月25日早上7点半，北京东郊殡仪馆，马云飞的追悼会在这里举行。他的新婚妻子在亲友搀扶下，哭得肝肠寸断，其他亲属也默默地流着眼泪。马云飞生前的朋友、同事和素不相识的驴友自发地汇集于此进行悼念。朋友们在微博中说：“冷，那个不像你，小飞。”“曾经帅气阳光的你，现在躺在那里，那么陌生。”
    马云飞的真名叫马海刚，“小飞”是朋友们对他的昵称。朋友袁瑶告诉我们：“小飞29岁了，是2月9日的生日。他18岁就从老家黑龙江出来工作，25岁来到北京闯荡，目前有正式的工作，做酒店产品销售工作。”在袁瑶的记忆中，小飞做得一手好菜，当过7年大厨，有厨师的国家认证资质。“有一次朋友聚会，他一个人做了15道菜，忙活了一下午。他做的菜很好吃，擅长做湘菜和川菜。”有朋友在微博上悼念称：“上帝馋了，就把小飞带走了。”
    “小飞的父母都健在，但他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听他说起过有个哥哥在三里屯开酒吧，姐姐好像也在北京。”袁瑶告诉本刊记者，小飞和女友住在东直门附近，“他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刚刚照完婚纱照，准备在年后举行婚礼。她老婆是安徽人，好像暂时没有出去工作，主要是靠小飞的收入来养家，听说小飞都已经在安徽老家给老婆买了房子了。”
    袁瑶是在2012年“十一”期间参加天行队的活动时认识煊儿和小飞的。“我们活动回来聚会，煊儿带了小飞等几个朋友一块儿过来，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1.8米的高个男孩特别开朗阳光，后来大家熟了就经常在一块儿聚会。”袁瑶说，每次吃饭的时候，小飞总是先让大家吃，自己在旁边做好服务。“吃海鲜的时候，他会把虾剥好了先给大家吃，吃烤肉的时候，也是他给大家烤，自己却不怎么吃。”
    “小飞曾经说过，最想去的地方是云南香格里拉。他本来准备2013年四五月份去四姑娘山，还买了好多鞋、包等装备。”袁瑶说，小飞几天前才刚刚参加完绿野组织的初级领队培训班，考取了初级领队证。“他去灵山之前，跟我们聊天时还说，他背了两个羽绒服，还带了一个睡袋。我们说不用带那么多，他说背着呗，万一有人冷了就给他们用。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把包扔在那儿了。”
    袁瑶告诉我们，12月22日晚上，小飞的妻子在群里问煊儿的电话，说小飞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她很担心。“我当时还觉得可能是大家活动回来聚餐所以晚了，结果在另一个群里看到有人说灵山上有两个人失踪了，我去看绿野上发的帖子，发现是煊儿和小飞带的那个队。后来我就在群里问是不是小飞失踪了，他们说好像是。”当天晚上她一直在刷微博等消息，袁瑶哽咽着说，“事后我也没敢问煊儿，听其他朋友说煊儿的精神也要崩溃了。”
    相较于马云飞，另一名遇难者“无碍”黄诚毅的信息则少了很多，我们也只能从友人和同事只言片语的零碎回忆中努力拼凑出他的轮廓。
    今年40岁上下的黄诚毅是泉州人，为中国银行(601988,股吧)福建省分行的职员，今年刚到北京挂职。与他在同一楼层办公的同事向本刊记者回忆：“他个子不高，大概1.7米出头，属于偏瘦小的南方人，长得很面善，虽然没有深交，但平时工作时经常打个照面。”同事告诉我们，事故发生后，遇难者家属和单位领导已赶往北京，处理善后事宜，黄诚毅面朝南的座位上，他的东西也已经清理过，现在空空的。
    黄诚毅以“无碍”的网名在517旅行网上的信息显示，他刚刚注册不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而当天参加活动的队员中，汪艾丽说由于大家穿着登山服看上去都差不多，“无碍”没有坐在自己附近，她努力回忆，对“无碍”都还是没有什么印象。
    商业领队与利益链条
    在这场山难事故中，天行队领队煊儿无疑处于舆论漩涡的最中心。煊儿在绿野户外网上注册的时间为2012年4月6日，她从4月开始参加绿野户外活动，9月便以“天行队”的名义组队。据驴友们分析，煊儿迄今为止带队次数不足20次，且大多数为香屯—大云峡谷的初级登山活动，除此次活动外，没有看到任何与灵山有关的活动。
    同样作为绿野户外网的领队，“张三的歌”告诉我们：“冬季灵山的强度很大，从经验来看，这个活动本身就不应该发出来，有点户外经验的人都不会在这个季节组织去灵山，更何况还是在领队自身对灵山线路不熟悉的情况下，带着这么多人去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驴友告诉我们：“如果在前些年，不要说像煊儿这种户外经验的人，很多老领队都不敢带着在冬季去灵山。”
    除了活动本身，队员资格的核准也成为驴友们诟病的焦点。煊儿在活动帖中称，本活动强度为1.5，没有多大强度，老驴拉练新驴热身。“看了这句话的感觉是谁都可以参加。”汪艾丽告诉我们，“户外活动最简单的强度是1.0，1.5属于强度不大。但实际上，即使有过10年的户外经验了，我也没有想到在海拔2300米的灵山上冬季会有这样的极低温度。这个活动的强度起码在2.0以上，对队员的体力、经验和装备有很高的要求。但在实际报名过程中，没有任何审核。”
    “一个活动批准谁不批准谁，完全看领队的经验和把控的尺度了。12月22日那天我们去的是金溪古道，因为天气冷强度大，在审核参加队员时，女生我们就一律没批。”“张三的歌”告诉我们，“但对于很多商业领队来说，多一个人就多挣一点钱。”
    在活动审核缺失和报名审核无底线的表象下，暗藏着的是商业领队、队伍与网站三者之间隐秘的利益链条。“在这个圈子里面做商业领队，通常都是打着知名队伍的旗号吸引驴友，人气旺才能赚钱。而商业领队赚取的主要是活动中车费的差价，比如说车费要求每人60元，可能成本实际上是每人40元，只要人员够了一定基数后，剩下的就都是赚的。当然也有风险，比如说活动人气不旺、活动不精彩，报名的人少，可能还会赔钱。”“张三的歌”告诉我们，队伍则借着领队们频繁发起的活动为自身做宣传，进一步扩大名气。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驴友告诉我们：“绿野网站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以做运营为主，并不自己创建队伍。但坦白说，绿野网站希望有大量的领队注册、发活动，并且支持领队创建俱乐部或队伍。因为持续且活跃的活动会带来更多的点击量和用户，并进而带来更多的广告，绿野网站的活跃度和商业利益就更高。”
    在这种户外生态环境下，“对于很多商业领队来说，本身只有玩的经验，实力和经验并不足以带队。他们只是挂一个领队的名，以领队的资格去发活动，实际的带队者可以找朋友帮忙，比如小飞这样的人。剩下的就是很简单的工作，发帖、订车，然后拉人，每周都可以发很多个这样的活动”。“张三的歌”坦言，领队队伍鱼龙混杂。
    或许正如袁瑶所说：“只不过是这件事出在煊儿身上了，只要商业领队的整体户外环境不变，以后还可能有更多的事情出在别人身上，毕竟绿野上几乎全是这种队。”而“张三的歌”则担心，这个悲剧的发生会不会让大家开始远离户外，这是对户外事业的致命伤害。“昨天我妈妈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还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说我这是玩命呢，风险太大了。”“张三的歌”无奈地对我们说，“户外运动不是玩命，只要你选择了一个好的领队好的团队，这依然是一项很阳光的运动。”